宪政学者莫千里呼吁民运维权需要民国旗帜 （转）

民运维权需要民国旗帜



作者：莫千里 宪政学者



辛灏年先生提出把维权升级到民权，人权之维护需要民国复国旗帜的高度。我且为辛灏年先生展开论述。



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中共在我国北平建立伪政权，大陆成为沦陷区，虽然大陆陷区民众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复国运动，但强弱之势过于悬殊，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为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消耗有限的民主革命力量，绝大多数的抗争者最终皆放弃了武力形式，转而进入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以图唤起更多国人加入“复国思想军”之行列，或以中共法权体系进行局部的个体化的抗争即维权运动。



然而，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复国思潮还是以民运维权为主导的个体抗争，皆因对暴力极权的建立、维持、强大、突然垮塌这个过程认识不足，导致反抗路径选择错误，屡战屡败，且在每次失败后皆被强大极权将之前的革命积累收割清零，其勇气固然让后世赞叹，但其屡屡失败造成的革命力量之损失亦令人扼腕。



盖因与中共之长期对抗，使人们专注于对抗的手段本身，而忽略了对抗的目的。以香港为例，香港民主运动本出于民国，然而为了与中国对上话，毅然抛弃遗忘民国。他们已然忘记了复民国行民宪之初衷，最终不免陷于不计成效的纯粹以道义宣扬为目的表演性行为艺术。然而，仅仅依靠行为艺术，是打不垮极权的。甚至连当前中共法权体系下的权利也是无法保护住的。集众人之力与利以满足个体内心道义的彰显，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以民主力量先行者的角度和出现的结果来看，往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在互联时代，极权的控制力和自我保护越发强大，维稳手段不断加强翻新，如果我们依然沿袭前人之路，真的可以走出生天吗？是到了该好好总结前人之血泪教训并且合力寻找铺设未来路径的时候了。







一、复国反抗的形式与得失利弊







第一类是最直接的快意恩仇式的武装起义。这类抗争，事实上是中共政权最恐惧的也是防范最严密的，因此一旦有类似事件，其首先是尽一切手段镇压并封锁消息，无法封锁消息的就污名化，因此无论是大陆沦陷区的国民还外界，都很少能了解到相关信息，但无论怎样封锁，我们还是知道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如从49年延续到60年代初的“湘西匪患”，如黄立众、王炳章，如江西丰县抗税，还有杨佳、胡文海这样“一个人的起义”，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事实发生的却不被我们所知的，对于这些复国起义，中共皆一律诬之为“匪”，将他们归于强盗小偷一类。



还有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暴乱”，所谓的“少数民族”是中共有意将完全融合一体的国民分群而治，并把他们的复国起义歪曲为“民族之间的仇恨”，各种的污名化，就是为了掩盖他们其实是继承了我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之法统道统而对黄俄殖民暴政作出的反击，掩饰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之民国国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更没有放弃过复国努力。



毫无疑问的，这些复国者的英勇事迹让大陆沦陷区的国民热血贲张，但仅仅限于部分事后了解真相的已经民族觉醒的国民，并不能因此而形成燎原之焰，因为中共政权在经过多年的暴力经营之后，小范围小规模起义带动全国抗争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1、实时讯息渠道及联络通道几乎被完全监视管控。由于信息获取资源的完全不对等，无处不在的监听监控使得武装起义组织之初始筹建都几乎不可能，只有随机的临时起意之武力反抗才能不被预防，但中共武装的反应速度要远远超过民间反抗力量，等到其他人得知消息时，当地的行动已经被控制，甚至被血腥镇压后外界才知道消息，因此这种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就如飞蛾扑火，将长期积累下来的最英勇坚定的革命力量付之一炬却不能引火燎原，所以作为一个坚定的武装革命的支持者，在当下我并不支持以武装革命的形式作直接抗争，时机未到。



2、严厉的武器管制。在大陆沦陷区，许多地方已经到了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之地步。虽然在一些维权事件中，面对手持盾牌的特勤人员，民众可以依靠石块和木棍取得短暂的优势，但一旦诉求上升为政治意图，中共武装会毫不犹豫的拿出致命武器甚至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没有绝对的人数优势，是无法抵抗或是阻止这一局面发生的，89年时他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而近期不断出现的警察枪击平民案，也说明26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并没有比邓屠稍微多一点人性，那么在没有相对平衡的实力前，保存有生力量显然更为明智。



3、维稳网格化。近几年一直有非常多的大量人贩子或器官贩子在某地出现的谣言，随后就是街头摄像头和巡警全方位布控，但我们看到，儿童拐卖案件并未减少，破案率也并未提高，深圳的“宝贝回家”民间自助组织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设备和措施其实并非为了防止罪犯对我国民的犯罪，而是为了监控国民的组织化抗争，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放弃通讯工具，一旦人群聚集到一定数量，就会触发其防控体系进行全面控制，“道路以目”亦成为不可能，就不要说走街串巷进行宣传游说了。



4、多年来御用文人有意倡导的“非暴力”。不得不承认，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的，甘地、金、曼德拉以及昂山素姬，在大陆陷区成为民运楷模，即使是一些老民运，在说到抗争手段时也言必称“非暴力”而忘记了“不合作”才是目的，甚至一位狱中的和平奖获得者都说“我没有敌人”，这些因恐惧而伪装出来的政治小清新，并非看不到陆陷区每天都在上演的吃人惨剧，但他们在心里上其实是把自己与被压迫在底层的国民是分开的，甚至是防备的，当复国革命的烽火燃起，他们甚至可能会成为革命的反对者，这也是我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尚未具备武装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虽不轻言牺牲，绝不放弃革命，勿庸质疑的，在民主复国之路上，武装革命是可选项甚至是必选项。



第二类是意识到无法组织有效的直接抗争转而图以理论或事实说教使更多国人觉醒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兴起之后，言说的门槛降低至每一个个体都有了表达的机会，在中共尚未意识并建立严密管控体系的环境下，这一类型的民运人士迅速扩张，并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幻觉，以为民主复国概念已经深入民心，以为革命之火已经遍地燃烧，在他们看来，人们只要了解了民主自由的可贵，了解了大陆沦陷区49年之后的苦难真相，就必然会与自己一样成为民主觉醒者追求者与倡导者，以为可以通过裂变效应使更多的人觉醒抗争，从而在大陆沦陷区形成强大的民主力量，进而形成足够的政治力量推翻暴政。



然而，在中共严控网络言论之后，这个群体的社会影响急剧降低，在网警不断的删贴封号禁言等措施的打压之下，人们甚至很难与原有的人群保持互动，更不用说扩大影响力了，前后巨大的感观落差，一部分民运倡导者因长期的网络说教没有看到效果，转而使自己陷入虚无境地，视一切作为皆无所用，更有一部分受中共文人的“素质论”影响，转而迁怒于平民群体的无知与懦弱，这一类“启蒙者”，看不到内在的利益价值判断会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外显的言论与为，意识不到在中共这种非人性的社会体制下普遍的人性会因利益和恐惧而被扭曲，将自己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而言论与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使自己更加孤立，也阻止了其他人的加入，并且已经在民运圈里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分化，实质成为中共维稳体系的一部分。



第三类是劝谏派。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中共豢养的犬儒，亦有期望以劝谏晋升为豢养文人的“学者公知”，当然更多的还是中产小清新，这三个群体共同组成了“非暴力”“改良派”之主力军，这个群体基本上属于极权体制的受益者，虽然有一定的民主追求，但由于拥有一定的私产，所以极度害怕失去现有，更害怕失去体制庇护后失去优先利益和生存能力，所以他们希望极权能够在某些方面进行改善以使政权更加巩固，说到底，他们认同的还是极权而非民主，所以他们其实是伪民运人群，他们通过对中共政权一些民愤极大的恶法伪法进行批判来做出抗争姿态，而中共的宣传机构亦通过低劣的反驳与之互动，实质是为他们扩大社会声望，甚至可能会修改一些法条，让普通民众以为是他们推动了社会制度的改良，再由他们向民众灌输改良的虚假希望。通过这种黑白红脸共同搭台唱戏的作法，他们获得了大量民运粉丝。



因此，对于这个群体，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一类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共拥护者，另一类则是中共的反对者，只是由于没有看清极权构成的实质，并被中共在近三十年里由于国际压力而在镇压异议者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那么一点点文明的影子所迷惑，看不到49至今的66年里，大陆沦陷区人民不旦依然没有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这些最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在民生领域各个方面的活动空间其实是不断被压缩的，因此在预设未来路径时，错将极权体制当作可逆转化的政治体制，看不到推翻极权是进行民主建设前必须通过的关卡，不能清晰认识到极权只会越来越强势直至轰然倒塌，而不会逐渐被削弱而被迫改良。



第四类是依托在中共法律体系下进行个体或集体维权的维权者以及各种公民运动宪章运动群体，这是当下行动力最强的民运群体，也是被中共法律体系打击最多的群体，更是民间号召力最强的群体，还是民运资源消耗最多的群体，为了一个个案的成功维权，往往需要全国民运者的声援与经济援助，虽然某些个案的成功给了其他维权者更多的希望与参与的勇气，然而“过去三十多年民间政治中，所有过去能有成绩的有胜利的，都是不可复制的，特例的。凡是能复制的，都是失败的，天天被摔倒争取同情的眼泪模式（陈永苗语）”，陈永苗的批判虽然尖刻，但也一针见血的道出了这类运动的死穴。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一个个案的成功之后，不仅许多声援者会被秋后算账，更要命的是中共会立即修改相关政策以及法条，不仅使其他人的维权成为不可能，并且使得整个陆陷区的民运空间进一步被打压，不客气地说，从结果来看，这个群体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恶法的纠正者与补救者的角色，其抗争行为实质已经不是反抗者而是极权恶法的救火队员。从寻衅滋事罪到『国家安全法』和『刑诉法修改（9）』，中共法律体系已经完全撕下了温情面纱而露出了流氓本色，也昭示着在中共法律体系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的公民维权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到了抬头寻路的时候了。



第五类是中共政权坚定的批判者，他们清醒的看到中共政权的本质之恶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他们对于革命乃至武装革命是支持的但认为没有条件可能，对启蒙派改良派都是执批判态度，并且对于那些在民主复国斗争中进程中以中共法律体系作为斗争武器的行为也同样是执批判态度的，但其中一部分在长期的批判中，一直以中共力量的强弱作为评判民主复国斗争形式的效果坐标，而忽略了民间智慧与勇气的成长，这种无进展的错误判断导致当下强烈的无力感，于是不再关注当下的抗俄复国斗争，而将注意力转移至中共政权崩溃后的民主建设路径，结果就是在民运群体内部分化出了儒宪、基督教宪政、大一统、邦联制等等许多群体，并且时常因为此类争论而反目亦有之，使得本来就弱小的民主力量更为分散。



第六类是从第五类的批判者升华出来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当下似乎并未显山露水，但未来必定会成为大陆陷区民主复国的引领者和主力军，这就是中共政权近十几来秘而不宣但严厉打压的民国思潮，他们在对中共政权的批判中，逐步接触了解到了民国的真相，进而认同民国的国统法统道统，成为中华民国在大陆陷区的精神国民，虽倍受打压但依然如苦修传道者般努力传播中华民国之精神，并不断地在国之内外寻求救民复国之道。



但必须指出的是，许多人仅仅是把民主复国当正义之路，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民主复国当作一项宏伟事业来经营，那么作为事业项目的筹划者，对于参与的投资者，就不仅要晓之以义更要晓之以利，社会政治，直白的讲就是利益博弈，利益博弈靠什么？靠资源。你只消耗，不产出，那支持你和支持极权哪个利益大？有古至今，没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得资源则得天下，因为民心趋利，资本逐利，要把民主事业做大，就必须使投资者可以看到盈利，短期可以没有，那么长期的有没有？哪怕是长期的，至少也让别人有个念想，任何事业投资最终目的必须要有盈利，如果短期长期都没有，必然是死路一条，不论你有多正义。



大陆沦陷区的民运做不大，可以归因于中共的严厉打压，但为什么在中共势力之外也做不大呢？就在于民运人士总是以反对者姿态出现，反对者是依靠被反对者而存在的体系，当被反对者被摧毁时，反对者亦不复存在了，那么投资反对者实质就成为一门百分之百净亏损的投资。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使自己具有主体性，不依托于被反对者而存在，中国民国之靖俄复国思潮，创造了自身主体性，使陆陷区的民主事业在未来具备盈利可能，仅此已是高屋建瓴，但更重要的是不仅在理念上以中华民国为引领，更要将之与国内外之民运维权紧密结合，汇天下之力以复国，何愁事之不成？







二、民国思潮应当如何与民运维权结合



当然，我说的这个中华民国，既不是49战败的中华民国，也不是隅于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是自孙中山先生起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的即使在大陆陷区也从未离场的中华民国，这是通过“47宪法”确认的经过全体国民认可的中华民国，是属于每一个中华民国国民的中华民国，是只要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华民国之国民，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国国民没有授权出让，任何人任何非法手段都不可捋夺的中华民国。国是属于每一国民之民国，民即属于中华民国之国民。



因此只要是符合『中华民国47宪法』的民间组织并以之为行为准则，即自动获取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既不需要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授权。



随着互联技术的普及与中共的日益暴虐，在大陆沦陷区的民主复国志士早已遍布每一个角落，只是由于信息管控与强制打压，大多如珍珠般散落民间或被迫背井离乡远走海外，现在我们只需以中华民国为链将大家串联起来，就是可以复国的巨大力量，而串联的方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目前我考虑到的针对各个民运群体的大致可以有几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内外结合的通道，一个不受中共势力控制的专注于民主复国大业的网站。



首先，对于每一位不堪中共暴政奋然起义的英烈，我们需要在这个网站上记录下他们的英勇事迹并为他们正名，不可使之因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在复国之后更要在英烈碑上刻下每一位英烈的英名，同时，也要记录下作恶者的罪行，待复国后进行审判。而集中记录下这些英烈之事迹，就是对中共罪恶最好的揭露，所有理论的批驳，都不如血淋淋的事实更能让人醒觉，这里既包括大陆沦陷区的国民，亦包括国际民主正义人士。我们只需要集中宣传一个网站，就可以汇集各方力量，并使更多的复国志士快速的串联在一起。而网站的提供者无疑会在不久的即将复国的中华民同，拥有最大的忠实客户群体，其利益必然超越中共可以支付的短期利益，更何况这个网站的组建者将可永远载入世界史册，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勇敢而智慧的投资者。



而这样一个网站，同样是大陆沦陷区众多维权事件的利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的维权专栏，联系海外律界以民国法律体系对当下维权事件进行分析评论，乃至以记账的形式对作恶者宣判，在当下、大陆法制体系，许多案件是不可能会有公正判决的，至少不会有普遍性，以民国法系为依托，则可以进行不执行之宣判。



网友乐心说这是一条“非常好的维权之路径，抛弃属地管辖的限制，让司法无关乎地域，只关乎正义，而且司法权不再被恶意垄断”。



同时，这样一种显性的未来清算的方式，亦可吓阻中共恶吏继续为恶，。陈永苗说，如果从未来审判角度进行当下构建，民国是最大的当下构建。其他的也有，如良知，只是暧昧不明或有或无。将来的报复可能性要有当下看得见或者经过努力触手可及。不然普通人和威胁的对象，嗤之以鼻，连黑社会都不是。反审判，要有威胁力，不能诉诸于良知。即使诉诸于良知，也是唤起内心恐惧和对未来清算的恐惧。所以要有现实可以看见的不远的，没法回避的报复。



这样通过内外结合，大陆沦陷区提供案例，海外记账，乃至可借海外法院审理，以及寻求政治帮助，通过收益性行动才能吸引更多资源创造更大的行动。网友樊振义说，先做起来自然就会有人跟进来，民国成为维权的庇护所，搅动台海俩岸，港澳及海内外各方势力广泛参与，中共就不敢像现在这样打压，对维权者非常有利，也会给绝望中的海内外民运注入一股新的希望。



当维权运动提供了这样一个更可靠的路径，自然就会民心思归，而黄俄伪政权的基层维稳力量则会因未来被清算而动摇，从而使极权核心变成孤家寡人，如再有一定的内因或外力推动，中华民国之复国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而整个陆陷区也不会因此发生剧烈动荡。



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先进的思想是可以迅速地占领思想舆论领域的，但在集权专制之下，无论谎言还是真理都是需要武力的保护的，真理甚至更需要有武力的支持才可以让茍活于极权之下的民众克服对极权的恐惧，但这个武力保护是不可能内生于极权体制之内的，那么主动寻找外部武力的支持就成为必须。



然而民主国家的武力并不可以随意动用的，他们需要国民的授权，并且还需要有财政的支持，所以民国的海外力量，不仅要在海外宣传民国的复国之战，还要主动寻求利益支持，虽然在民主国家人权组织往往与一些财团有冲突，但在对待中共的问题在，却是可以找到合作点的，只有让他们的选民、议员及财团把抵制制裁黄俄当作选票考量的因素之一，那些国际上有军事实力的国家政客们才不会把对中共的制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人类形成社会以来，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还将永远的延续下去，然而许多沐浴在先辈创造的民主阳光下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这场斗争，不再对专制奴役的复辟抱有警惕，而近期ISIS的崛起和查理血案都在提醒他们，当民主国家的人们不再关注那些被极权奴役的人们时，当民主国家不再对极权势力保持警惕时，那些依然对极权保持批评批判的民主自由的守护者就会面临极权势力的侵害威胁，进而使得其本国的民主自由受到威胁，因此打击极权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与长远的利益，而那些与极权绥靖的政客，其实是在出卖本国国民利益为其身后的财团牟利，对于这些政客和财团，不旦要发动其国民声讨唾弃他们，也要在未来追诉他们对我中华民国的侵害行为，而打击他们，就是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创造利益，一定也会有人乐意为之。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下，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有什么差异不重要。当马列黄俄肆虐这片我们的祖先以鲜血与汗水浇灌的荣耀之地时，它有去区分谁是民宪派还是自由派吗？没有，它只是要使我们都成为无自由的奴隶；当极权暴政疯狂镇压人们的反抗时，它会区分谁是三民主义者还是基督徒佛教徒吗？不会，它只是要扼杀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当街头的达姆弹如雨点般喷泻，当坦克履带卷起团团肉泥，它会区分谁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吗？



不会，它们只会因为恐惧而绞杀一切反抗力量，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尊严，我中华民国的有志之士应当暂时放下未来理念之分歧，共同在民国旗帜下，我们必须愿意为彼此的自由而战，我们必须要明白，你的自由也是我的自由，在抗争暴政的路上，不免会有鲜血，当街头的鲜血不分彼此地融合在一起，才会开出自由民主之花，而这自由民主之花，会永远荣耀这片共同属于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后代可以自由地在这土地上追求自己的信仰，不必恐惧，不受伤害，并永远以我辈为荣。



民国当归正其时。